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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和实践是社会发展的两大主动轮

发布日期:2011-11-08作者:彭新莲浏览量:

 

(贵阳中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贵州贵阳 550002)

摘 要:对交往与实践的关系,在前苏联、西方和国内一些马克思研究者那里都有所论述,但也都有所不足。马克思虽没有直接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交往活动和实践活动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二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论述。本文从马克思的重要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入手,梳理了马克思交往观和实践观;再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论述了交往和实践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人类历史不是只靠实践推动的“独轮车”,而是由实践和交往共同推动的“双轮车”。

关键词:交往;实践;社会动力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5099(2005)02 - 0027 - 04

    一、交往与实践的关系

    在近代哲学发展史上,对于实践与交往及其关系问题,不同哲学家有过不同的论述,但都有所不足。在这些论述中,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在前苏联哲学家那里,他们仅认为生产实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不承认交往关系对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他们简单的用生产关系代替了交往关系,认为交往关系只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提法。他们在提到交往关系时总是和生产关系混为一谈,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看作一个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关系或交往形式,是人们之间在历史上生产过程里形成的客观的关系;这种关系受现有的生产力所制约,它这方面又制约着国家制度和观念上的上层建筑。”[1]他们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只重实践而忽视交往的“实践活动单线论”。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哈贝马斯在他的重要著作《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动理论》等书中对实践 与交往的关系有所论述。他认为,实践是属于工具理性的,是研究人与物的关系;交往则属于价值理性,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交往高于实践。“……这种‘重要性’,说明了交往理论能够对得到了更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作出贡献。”[2]他认为,青年黑格尔在《耶纳手稿》中,首先注重的是交往活动,其次再是实践活 动。而到了马克思这儿,他只讲实践活动这种工具理性,而丢掉了交往活动这种价值理性,这是思想上的倒退,他认为我们应该回到青年黑格尔。他把交往活动凌驾于实践活动之上,要以交往理论为基础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第三,一些国内学者也对交往和实践做了一些研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交往是实践的一种形式,而非独立于实践活动的另一种活动,从而把交往活动纳入了实践活动之中,提出了“交往实践观”。“实践还表现在社会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交往活动中。实践既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对象化活动,又是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因此,生产和交往是实践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3]交往实践的实体结构,“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版:第一是生存性( 原生)交往活动。……第二板块包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科技产业等交往实践,……第三板块包括教育、艺术等实践。”[4]这些论述实际上,把交往活动放在实践活动内部,作为实践的一种形式来加以考察。以上三种代表性观点是否真正解决了交往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呢。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单一的实践活动或者是单一的交往活动吗。我认为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带着这些问题我对马克思重要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与实践的论述进行了梳理。

    二、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与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交往与实践的论述内容非常丰富,我简单归纳几点:第一,交往与分工,交往与所有制形式的更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交往与分工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交往与分工有着密切联系,“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5]交往在根本上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使本来自发的自给自足的劳动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劳动,从而一步步促进了分工的发展,比如“过去农民为了自己必需的衣着而顺便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使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而且一直是其中的主要行业。”[6]同时,分工的发展程度又标志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 提的。”[6]“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6]因此,交往和实践一起起到了推动民族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另外,“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 关系。”[6]由于战争和交易这两种外部交往形式,促进了各部落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分工。几个部落相互联系,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一个新的整体,在扩大了的新的整体中,就会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所有制关系。正是由于交往的不断扩大,扩大了分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所有制关系的更替,由此,社会不 断地得以向前推进。第二,交往与人的发展。“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7]交往是指在社会领域当中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社会联系。从交往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它就随着自身的不断扩大而发展着,“他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8]马克思把人类交往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而交往历史恰恰展示了人的发展历史。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底下,分工不够发达,单独的个人不够脱离氏族家庭而存在。这是由于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的制约造成的。在这种交往形式下,个人总是受他人的限制的。第二阶段,资本主义的确立,使人类走上了新的历程。这时的个人相对独立出来,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媒介变成了单一的物(货币)。资本主义就是以物的依赖性取代了人的依赖性。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构成了资本主 义社会交往的中心内容。马克思把这一新的交往形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一交往形式下,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更趋尖锐,个人不是以“人”而是异化为“物”更大程度上的依赖于社会。第三阶段,个人之间自觉、自由的交往,这是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的交往形态,这也就是共产主义下的个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这里个人不再受自然、社会的限制,不带有强制性,交往真正成为个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实现了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完整人”的理想人格。人们在不断的发展交往形式的过程中,同时也推进了人自身的发展。第三,交往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是以交往为基础的。“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9]“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9]由于机器的使用,推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剩余产品,各国之间开始了商业贸易,统一的世界市场逐渐开始形成。与此同时,美洲和东印度航线的发现扩大了各国之间的交往。商业和航运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扩大,以不可阻挡的趋势跨越国界,最终形成世界贸易体系。作为个体的国家和民族产生出对世界交往和世界市场的普遍的、强烈的依赖。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成了世界性的。“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使每一个民族都依赖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0]民族的历史在向世界历史转变。世界市场与全球普遍竞争,成为了世界加速发展的动力源泉。

    三、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交往与实践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实践与交往就如同两个紧扣的齿轮,共同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1)人类起源时期,即“人化”时期。恩格斯曾说过,“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推动力,在他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11],最终使猿转化为人。劳动的产生,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类人猿为了生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但是,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呢?它不是仅仅因为劳动而生成的,因为如果劳动只是在单个猿那儿独立进行,是不需要语言的。语言形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交往。“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2]因此,不仅仅是劳动,而是劳动(实践)与交往以及在二者基础上产生的语言符号,共同推动了由猿向人的转变。(2)文明起源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标志不是单一的,‘金属工具- 原始城市- 书面文字- 国家形成’,这是文明生成的四大综合标志。”[13]金属工具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直接劳动的产物,而原始城市、书面文字、和国家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则是与实践活动交织在一起的交往活动。随着分工的发展,部落间的交往日趋频繁,随着几个部落通过制定契约和战争的交往形式,原始城市最终形成。书面文字作为交往的一种新工具和语言一样,也是由于人们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国家的产生本身就是以调和各阶级的矛盾为目的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写了国家兴起的三种形式:雅典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14]在罗马,是由于贵族同平民的对立,最终“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14]“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14]无论是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还是战争,它们都是交往活动的一种形式。因此,国家的产生在很多程度上,是由交往活动之间推动的。(3)近代工业化时期。近代工业化起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一般认为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开始的标志,逐渐蔓延到全世界。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英国首先发生,并在一段时间内,各个国家都爆发了工业革命,最终走向世界工业化的道路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即商业和交通的发展。英国在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之后,政府鼓励经营工业和商业,使它较早的形成了全国的统一市场。而美洲和东印度航线的发现、对外殖民和对外贸易的加强,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广阔的国际市场。“英国先后通过对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的商业的战争和殖民战争,打败了殖民掠夺和航海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为本国工业的发展开拓了市场和原料产地。”[15]这些都为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同时,在16 世纪到18 世纪中期,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在欧洲是最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技术基础。这样,在二者共同推动下,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了。也正是由于国际市场的形成与航运的不断发展,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才得以在各个国家传播,从而推动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近代工业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使原本分裂的历史转变为“ 世界历史”。(4)现代信息化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了世界市场,在生产力和交往扩大基础上形成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 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6]随着劳动的社会化,交往的普遍化,极大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现代世界经济成为一个以市场为纽带,以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为媒介,信息技术交往结构起支撑和媒介作用,将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17]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人们的交往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这种全球性的普遍的交往就迫切要求交往形式的革命。信息技术的发明、网络的出现就是适应这样的需要而诞生的。互联网使世界成了“地球村”,使全球性的普遍交往成为可能,在这种普遍交往的推动下,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四、交往与实践关系的几点结论    

    从以上对马克思文本和人类发展历史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交往与实践,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两大主体活动。交往是和实践相互区别的人类的另一种活动形式。首先,从交往与实践的内容来看,实践的本质内容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体现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交往活动的本质内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活动,形成人们之间社会关系。其次,从两种活动的特征来看,实践活动是对象性活动,有明确的主客体关系;交往活动是互主体活动,交往双方都是主体,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再者,实践活动与交往活动虽然彼此独立,但并非彼此孤立的运动。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和交往总是交织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之中,共同起作用。从狭义上讲,对于个人而言,实践活动和交往活动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彼此单独进行的;从广义上讲,从整个社会发展历史来看,实践活动和交往活动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仅只是靠实践推动的“独轮车”,而是由实践活动和交往活动共同推动的“双轮车”。

 参考文献:

[1]奥伊则尔曼.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M]. 三联出店出版,1964. P462.

[2]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P7.

[3]郑召利.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M]. 复旦大学出版社. P157.

[4]任平. 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M]. 人民出版社,2003. P62 - 6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Z]. 人民出版社,1960. P2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Z]. 人民出版社,1995. P6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Z]. 人民出版社,1960. P2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Z]. 人民出版社,1979. P22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Z]. 人民出版社,1995. P107、108.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Z]. 人民出版社,1995. P8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Z]. 人民出版社,1960. P51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Z]. 人民出版社,1960. P34.

[13]王东. 中华文明论:上卷[M].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P67.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Z]. 人民出版社,1995. P169 - 170.

[15]陈紫华. 一个岛国的崛起[Z].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P3.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Z]. 人民出版社,1995. P276.

[17]贺金瑞. 全球化与交往实践[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P128.

 

原文刊载于《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〇〇五第二期